每年有多少需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因迟迟等不到合适的配型而绝望？据了解，我国每年有400多万患者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仅血液病患者每年新增已超过4万人，患病率已达十万分之六且逐年递增。
他们面临的困境相同：药物及放化疗在不断摧蚀他们所剩无几的健康，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最安全、最高效的治疗手段。尽管骨髓和脐带血捐献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HLA配型依旧成为了横亘在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堵墙。
“主宰”干细胞移植的HLA配型，到底是什么？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作为不同个体免疫细胞相互识别的标志，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功能。HLA是位于第6号染色体上的一组基因编码，在人类白细胞膜上有丰富的表达。
众所周知，人体免疫系统中有“自我排异”功能，可以自动识别“外来物”，继而出现多种排异反应。目前，已知与移植排异反应关联最密切的表达是HLA一类抗原的A、B位点以及HLA二类抗原的DR位点。在手术前进行HLA配型，意味着对移植受者与供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膜上的HLA-A、B、DR三个位点六个抗原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选择HLA最相配的受体和供体进行移植。
美国国立器官共享网络曾对50000多例肾移植案例进行随访统计，结果显示，受体与供体之间HLA-A、B、DR六个抗原全相同(相配)与全不同(六抗原错配)的3年和10年移植肾存活率分别相差20％和30％，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相差25％。
我们可以将其通俗理解为，HLA配型是对患者的一种保护。
其一，避免手术移植结束后，受体无法适应供体细胞，出现排异反应加重病情。较高的配型度对延长移植物功能存活具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其二，供者的造血细胞在病人体内植活，产生大量的免疫活性细胞，这些细胞“反客为主”把病人的组织和细胞当作“异物”"和“入侵者”进行攻击，称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严重者可致命。供者和受者的HLA相合程度越高，发生排斥反应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越低，移植成功机会越大。
此外，HLA配型实验支持一次性进行多组配型测试，可以大大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
扼住疾病之喉的“HLA”，只能靠等？
当我们与移植治疗狭路相逢，中华骨髓库、脐血库、亲人捐献也就成了生命之源。事实上HLA配型不仅牵扯了医疗理念，也涉及伦理道德。造血干细胞来源有骨髓、外周血、脐带血，来源供移植用非血缘骨髓造血干细胞必须是合法机构，应当由中华骨髓库提供，供移植用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应当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设置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提供。否则，即便配型成功，医院也有权因为“供体来源不明”而拒绝移植手术。
不仅如此。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位在中华骨髓库轮候多时的患者，好不容易等到了HLA配型高度相合的供体，却因捐赠者身体状况不佳或临时悔捐而与“重生”失之交臂。
等待亲人捐献就万无一失吗？从概率上说，一个人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他在无血缘关系人群中寻找到HLA配型相合的几率仅为十万分之一，如果患者有同胞的兄弟姐妹，那么他和自己兄弟姐妹HLA配型相合的几率为四分之一。由于两对HLA基因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所以这个人和自己父母HLA配型为半相合，而患者自己的脐带血自HLA配型则是百分百全相合。
综合而言，自体脐带血跳过了等待HLA配型这一步骤，避免了道德意外，成为了所有移植源中的最优解。
1996年，在国家的支持鼓励下，北京市脐血库正式筹建。5年后，国家确定了2001-2005年在全国规划设置5-10个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目标，广东、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天津等省市纷纷加入“生命银行”队伍中。在漫长而又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北京市脐血库主导成立了“中国脐带血查询网”系统，让七家脐血库联动成生命长城；各大脐血库与周边医院建立紧密合作，确保机遇到来时可以争分夺秒地完成生命接力。
最重要的是，七家脐血库的建立，让想要存储脐带血来防患未然的群体拥有了安全可依的冻存机构。在国家相关制度的监督下，北京市脐血库、上海市脐血库、广东省脐血库、山东省脐血库、四川省脐血库、天津市脐血库和浙江省脐血库让自存脐带血拥有了可以不断延长的“有效期限”；在疾病来临时可以成为家庭的后盾；在医疗的进步中被不断拓展应用的宽度与纵深。
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血液病专家委员会顾问、儿童血液病专家吴敏媛教授曾说：“我鼓励每位产妇都留下脐带血这份宝贵的资源，既可以选择捐献来帮助他人，也可以自费储存起来，变废为宝，让疾病不再成为生命的阻力。”
HLA配型的关键不在于等待，而在于主动争取。此刻的“冻存”意念，可能成为未来的治病良药。愿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脐带血应用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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