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曾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出版著作《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等。研究领域：传播法、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
“大体来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希望能够通过传播和沟通来化解人类加诸自身的苦难。”
“我所期望的人工智能，是一种人类的主体性建构的有效手段。”
“力求改变当下中国的学术困境、业界困境，甚至社会发展困境，这样的追求是令人钦佩的。”
“如果有年轻学者在学术上有所求，不管我是否认识，我也会像郑兴东先生那样尽力帮助。”
他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会邀请学生们到家里吃意面。“做意大利面我确实有一手。”他说。
他觉得自己在学术上遇到过的最大阻碍是英语不行，讲话磕磕绊绊，“语法错误挺多的。”他的是哑吧英语让他少了在国际交流场域直接对话机会。
大学时，他因为理想主义选了农学；研究生时，他因为理想主义选了文学，最后阴差阳错但也因为理想驱动而选择学习新闻传播学。
做学术就像攀高峰
01
Remix：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这几年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挺好，自从不做院长以来，行政工作就比较少了，有很多时间可以在家里看看书，陪陪家人。
到我这个年龄，科研压力完全是自己给自己的，时间相对自主，发表文章也相对不那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自己能不能写出来。做学术就像攀高峰一样，不可能原地踏步，总是想往高处再走一走，因此总会遇到一些新的压力和挑战。
这几年我在思考，新技术给新闻传媒业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及传播学到底该如何转型……这些问题看起来基础，却很难回答。所以做学术仍然还是蛮艰难的，只能向上走，慢慢攀登。
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一代
02
Remix：听您的学生说您本科学的是农学，为什么选择那个专业？后来读研究生又为什么转到新闻学？
大体来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选农学专业的主要的动机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我80年代初参加高考，那时候很多人还吃不饱饭，粮食是当时中国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六七个最要好的高中同学相约考了农学专业。
毕业之后，我在一所高校里当老师。我们那个时候成立了“荒岛文学社”，大家一起写诗、写文章。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再加上86年之后的风潮，觉得温饱问题在中国很快就可以解决，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自由、思想的问题、观念的问题。
当时的“走向未来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到现在我的书架上还留着这套书；还有《河殇》这类电视剧，对我们那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再加上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来改革中国社会，所以研究生的时候我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大概读了半年左右，我校新闻系从中文系独立出来招研究生，我便选择去读新闻方向的研究生了。
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就是通过文字改变中国，现在有一个更直接面向公众表达的机会，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机会做一名记者，去揭露社会的黑暗，改变社会不公，推进社会进步，那不正是难得的机会么？我那里心里想象的是，通过慢节奏的文学来改变中国社会不如通过新闻报道来得更直接也更有影响力。所以我就这样进入了新闻传播领域。
我们那一代人可能都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一代。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去报社工作，当时南方日报和浙江日报都希望我去，但在我的导师张大芝先生和校长沈善洪先生的劝说下，最终留在学校当了老师，选择老师这个职业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吧。特别提及的是，校长居然用了将半天的时间同我讨论留在学校工作的远景，告诉我学校希望做强新闻学科希望有更多的人才等等。我当时只是毕业找工作的一位没有任何建树的硕士研究生，校长日理万机还抽时间同我讲这么久，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
为了教学去当编辑
03
Remix：有一段时间您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一边在报社做编辑，这样的“双栖生活”是怎么开始的？
我本来学的是新闻理论，主要是研究舆论学和新闻心理。但因为当时系里老师太少，让我接下新闻编辑学这门课，但那时我对新闻编辑一点不懂，怎么教好学生呢？所以一是为了教学；二也是为了圆自己的一点点梦想，我就到报社去做兼职编辑。
早在研究生期间，我在浙江日报做过实习记者，毕业后先又到杭州日报下午版与同事刘清老师一起创办了一个副刊《视网》，为讲好编辑课，又回到浙江日报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编辑。也就是说，我做过报纸的新闻编辑、副刊的编辑、专刊的编辑、还做了名义上的专刊的主编，前前后后报社干了3年。1995-1996年还在义乌的《小商品世界报》做过一年的、副总编辑。应该说，我对报社的流程运作是基本了解的，对写作新闻、通讯、做标题都有良好的实践经验，我写的新闻报道还拿到了浙江省好新闻一等奖呢。
1994年前后，新闻系策划编辑一套新闻传播学教材，黄旦老师写了他的《新闻传播学》，我被安排写《新闻编辑学》，徐忠民编写《新闻摄影》、沈爱国编写《消息写作》。《新闻编辑学》就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这本著作在当时学界反响还是不错的，还被评为首届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陈力丹老师当时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实以前虽然读过陈老师的的文章，但到北京领奖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陈力丹老师的。
（《新闻编辑学》吴飞等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约是1995年夏天，我把手写书稿寄给了郑兴东老师，他是当年报纸编辑学最牛的老师之一。那时我也不认识郑兴东先生，但郑老师居然真的用了一暑期的时间通读拙著，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还给我作了序，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后来还到北京专程去看望过先生，也邀请他到杭州讲学。只是后来先生退休了，没有机会再见他了。虽然还找过彭兰教授要过他的微信。
郑老师是我这一辈子都会感激的人，这种感激也激励着并影响着我的学术生活。如果有年轻学者在学术上有所求，不管我是否认识，我也会像郑老师那样尽力帮助。
人一辈子会遇到不少需要感恩的人，我的硕士导师张大芝教授、博士导师张国良教授和博士后联系导师折晓叶研究员都是我在学术生涯有幸遇到的贵人。
04
Remix：您觉得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是否脱节？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说不需要跟业界靠得太近；一种说跟业界要合作和互动。
我的观点是学界和业界的互动是有意义的，搞新闻传播研究的人，得了解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现状，不了解新闻传播业态的变化是不行的，在中国还得了解党在宣传管理方面一些独特做法，掌握中国的政策走向。
用局内人的视角和局外人的站位，去看新闻业和新闻的管理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个人跟业界有很多合作和互动，也推动了浙江大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我策划组织了浙江大学卓越传媒人大讲堂、卓越记者驻校计划、与腾讯合作主办的“全媒体高峰论坛”，担任过南方传播学院、新京报、快手、字节跳动等等机构的专家组成员，参与大量的业界组织的活动，比如多次参加南方都市报组织的年终总结大会，这些都很好地加强了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我建立了业界、学界和少数政界的人在一起的微信群，至今仍然是学界和业界互动频繁的微信群之一。
（“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每期邀请5位资深记者入驻浙大学习授课，最近一期邀请的是：江苏省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副总编辑徐庆华、《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资深编辑杜国东、澎湃新闻首席记者蒋曦、杭州日报首席记者张姝、金华日报文化理论采访部主任何百林。）
“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
05
Remix：据说您进行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涉及到编辑学、传媒经济学、传媒法、传媒与社会、传媒人类学、新闻专业主义和国际传播等诸多领域，您的这种广泛涉猎是怎样实现的？
这个评价不知道是谁写的，我觉得有些误读我的学术探索之路。从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研究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新闻生产，我通过各种不同的面向，努力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权力机制”这个问题。
早期我们认为编辑把握了新闻稿的生杀大权，但后来发现，实际上编辑的力量非常有限。编辑不过是新闻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环节，是各种权力交互中的一个节点，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因此，我进入编辑工作的空间，了解他们的工作流程，把握编辑们思考和把关的方式，我的第一本《新闻编辑学》和第二本书《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就是探索这个问题。我提出了“编辑学是人学”的观点，提醒人们不能只看工作流程，而应从编辑作为人的交往这一角度来分析编辑工作。
同时，我也发现，在中国，对新闻生产最重要的刚性控制力量是政府和政党。对于政府和政党的控制，除了分析宣传指令性通知之外，我想做一个可以进行显性观察的领域，也就是新闻传播法的领域。尤其是想了解全球范围内，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基本观念，比较一下各国在这方面的治理思想、手段方面的不同，了解这些不同背后的根本原因。分析新闻传播法如何左右新闻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障新闻从业者的权益。
这就是我博士论文《法意下的表达自由》研究的东西——研究对新闻生产的刚性控制力量。不过，我知道这一领域在中国相对敏感，因此我选择以西方的表达自由演进史为突破口来展开。这本著作后来以用《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之名， 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著作的副产品是《大众传播法论》，是一本基于案例分析传播法教程。
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传媒领域面临着市场化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政策导向使得中国的媒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早期纯粹的官方刚性控制不同，市场是一种看似柔性，实则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我决定揭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研究市场的力量，观察经济的力量、商业的力量怎样左右新闻生产，所以采用了一些经济学和商业的视角，撰写了《大众传媒经济学》。
在研究中，我发现左右新闻场域生产的，除了政治的力量，商业的力量以外，还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新闻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和职业领域，新闻从业者自身的专业诉求和内驱力，即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从业者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一种怎么的力量感召着他们？让他们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甚至是生命危险时，还奋力向前？所以我又花了十几年时间研究新闻专业主义。
近几年网络崛起了，人工智能、算法正在形塑着一种新的媒介景观，技术的力量成为了一种必须重视的力量，所以近几年我也开始研究技术的力量。
所以别人看我的成果，看到的是我出版了新闻编辑学、大众传播法、媒介经济学……好像跨越很多不同的学科，其实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新闻如何被生产出来？（新闻生产被什么权力所左右？每一种权力在新闻生产中起了什么作用？）
06
Remix：所以您的学术兴趣没有经历过什么变化？
转变不大，但这几年我开始反思传播学在中国的走向问题，所以也做了两个不完全紧扣新闻生产主题的研究。
一个是在郭建斌老师的影响下，用民族志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路去做了一个相对本土化的著作——《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尝试。
（《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 吴飞著）
激励我做这一研究的动机，一方面是好玩，另一方面则是我发现不少学者提出传播学要本土化，但问题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不只是纯粹去做一些讨论，而是真的要拿出一些成果来彰显。这是郭建斌老师长期以来的追求，也是我之所思所行。
2009年，我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攻关项目，那个项目是国际传播，原本我不做国际传播，因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国际传播的研究，并延伸到了跨文化传播问题。这本著作，与以往将国际传播定位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不同的是，我们重点分析了中西话语冲突背后的认知差异、文化差异和观念差异，分析了全球交往领域中存在着的“你”与“我”、“东”与“西”价值观念上的根本性冲突，分析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内在逻辑。提出了要超过“我”与“你”的人类自己建构的思想区隔模式，要超越大一统的“一”，承认“多”甚至是尊重“多”，这才有可能让人类走向真正对话的开放的未来。
“以前看的都是水稻、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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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在您的学术和成长之路上，有没有什么书对您影响至深？阅读口味和阅读兴趣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走向未来丛书”了，因为我以前（学农学的时候）看的都是水稻、油菜这类的书，这套书完全打开了一个理科生的思维，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尽管那些书在今天看来不够精简，也不够深，但是在当时确实是有开拓眼界之效。
阅读兴趣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学新闻学，后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了几年博士后，所以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著作我看得比较多。
一些大家普遍很喜欢的，比如福柯、布尔迪厄、海德格尔、哈耶克、卡斯特、阿马蒂亚·森的著作，这些我也都挺喜欢的。
另外，我对自然科学的东西一直比较感兴趣，案头上也有很多自然科学的书，比如《无穷的开始》《宇宙波澜》《暗淡的蓝点》等等，像量子力学、数学史这类的书，我也常会看看。虽然有的地方也看不懂，但还是愿意去看一看。
（《无穷的开始》《宇宙波澜》《暗淡的蓝点》）
“希望为中国的现代性和启蒙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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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您在学术上有终极目标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我只是希望能够用学术为中国的现代性和社会启蒙做一点事情。
我受潘忠党老师，张国良老师、折晓叶老师他们这些老师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也在布尔迪厄、哈贝马期、汉娜.阿伦特、康德和斯蒂芬·平克等人思想中获得启发，我一直关注各种人性之恶以及人间的苦难，并希望能够通过传播和沟通来化解人类加诸自身的苦难。
（布尔迪厄、汉娜.阿伦特）
我自己做的公众号叫“再建巴别塔”，就是希望通过改善沟通和传播，不管是语境、环境、情境还是沟通的方式，减少世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种种冲突、矛盾和苦难，这大概就是我的追求。
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甚至一代或者两代人能干完的事，但我会持续追求，这大概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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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公众号一开始是给学生看的，因为学生经常要我提供文献，有些文献找起来很难，所以就建了一个公号。后来干脆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平台。
主要是希望通过挑选一些好文献，开拓学界的眼光。我一直认为传播学不能局限于传播的效果，应尽可能把视野放得更大，睁眼看世界。我想让它变成一个新闻传播学者的互动交流平台，现在看来初期目标达到了。
（公众号“再建巴别塔”头像）
“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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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在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中，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培养了、认识了一批非常好的学生。看着一些几乎不怎么懂事的孩子慢慢成长、学有所成，有些已经非常有成绩了。
我觉得每个学生都有他的长处，都挺可爱的。我的学生现在做什么行当的都有，做媒体的、做公关的、搞行政的……大多数同学都过得幸福快乐，我觉得这是做老师比较开心的事情。
按照世俗的评价标准，有些人可能官位高一点，有些人可能赚的钱更多一点，但其实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
“吴老师家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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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您的学生都说您和蔼可亲，对学生总是鼓励、关怀，上课也非常有趣，深受学生喜欢。与学生相处有没有什么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