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21位真人故事
我是肖虎，199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江汉平原的一个小乡村。
父亲是基层干部在家说一不二，为我规划好的人生就是进体制。我不负父望，毕业后先后考入建设兵团、国企、公务员，而且年年评优，但我每一步都走得怅然若失。
26岁，母亲去世，我因工作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了我人生最大的痛。
她的离开也带走了我性格中的那部分柔性，一向顺从的我，第一次离经叛道，毅然决然选择逃离。在茫然、彷徨中寻找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红色教育基地拍摄的个人照）
01
我的父亲是一名基层干部，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上小学的时候，电视是唯一能够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但为了我的眼睛和学业，父亲在的时候，我都很自觉地关掉电视。
即使看电视，看的也是由父亲指定的栏目，如新闻栏目和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受此影响，我从小就接受着进入体制有多好的熏陶，也为我后来三进三出体制埋下伏笔。
我的母亲则是一名传统的家庭主妇，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在内心上也给了我强大的支撑。
在严父慈母的家庭环境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学习好的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是全乡第一，中考顺利进入县城前二的高中，高三统考全校第一。
无奈高考时，我英语发挥失常，大学只进入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选择了新闻专业。
父亲支持我选择新闻专业，这也是对我进入体制的一种期望，因为他觉得新闻专业进入体制后用处大。
而我自己则是觉得新闻专业很酷，可以行走八方和浪迹天涯。
（2012年大学接受表彰的照片）
大学期间，我没有沉浸在高考失利的阴霾中，而是积极地参加校内的活动。由于我的专业是新闻专业，大学期间我也努力地发挥专业知识，从事校园宣传文化建设。
2011至2012年，我负责校团委宣传工作并担任大学生通讯社社长，与湖北其他高校联合，一直采访人大清华等专家。
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5月，我和几位校报记者团的学长一起去采访如今的三农领域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一见面，温教授就很幽默地跟我们说：“你们这些小记者可年轻了，未来是你们的，我们都老了，得靠你们这一代去应对新冷战。”
如今想想现在的国内外局势，不得不佩服专家就是专家，新冷战都被预言中了。
整个采访过程，温教授的态度很谦和有礼，丝毫没有让自己感觉紧张的地方，甚至主动拉着我们这些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合影。
（大学期间和学弟学妹们围坐畅谈理想）
在采访这些名人专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越优秀的人越努力。十几年后的今天，温铁军教授依然活跃在三农问题和新冷战的研究上。
可见人要有专注的态度且长期根植于某一领域，同时要能抵制住诱惑，才能形成自己的战略品牌认识，间接促进决策科学化。
从他们身上，我切实体会到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要坚持原则，敢于下沉一线现场研究事实，就事论事。
02
大学临近结束，我准备考研，想要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新闻研究者，与此同时也在准备找工作的事情。
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校园学生行政事务分散了我的大量精力，我未能如愿成为一名研究生。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没有两全其美的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精力投入必须精准、实效、到位。
2013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新疆的“双五千”人才引进计划，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六团政工办工作。
少年多壮志，青春应许国，就这样，我满怀憧憬地进入了体制工作。
（在新疆卫国戍边时的照片）
在这里，我也负责单位的宣传，可体制内的宣传不是我曾经的期待那样，像校园媒体一样富有独立性和多元化。
参与了很多会议和迎检的新闻报道，由于都是固定套路和模式，我的内心开始有所抵触。
在某些夜晚给领导写工作报告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个声音从我的耳边冒出——这是你喜欢的工作方式吗？我不得而知，也因此陷入迷茫。
我也时常跟母亲聊这个问题，母亲倒是想得开，告诉我可以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开心就好。而父亲则从务实的角度劝解我要珍惜，要慢慢来。
（在新疆时获得市委宣传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待到了2016年，这是我在新疆工作的倒数第二年。这一年母亲得了癌症，在照顾母亲期间，我仍然要完成领导交办的公文材料事宜。
这时母亲已经化疗三次了，她带着病怏怏的语气跟我说：“工作要紧。”我说：“我想辞职来照顾您。”母亲坚持说：“工作要紧。”
我知道母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在教育我要与人为善，也在为我的前程担忧。
在2016年10月30日母亲去世的那天，由于单位有任务我负责准备材料，没来得及见母亲的最后一刻。这成了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也成了心底最不能触碰的痛。
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人生哲思。
人的到来和离开到底需要怎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自己主动书写还是被动书写的？
青年丧母不仅仅是亲人的离去，性格中的那部分柔性，也因为母亲的离去而消逝。至此，我坚定了要回湖北的想法，因为父亲还在。
（海军军工厂工作地址）
当时是湖北宜昌的好友推荐去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想要逃离的我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在2017年2月17日，我提交了辞职报告，应聘这家国企。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应聘上的岗位被取消了，我2月底入职，三月初便被迫辞职了。
为了偿还母亲的一些治疗费用，也为了能有时间探望、照顾父亲，更为了满足父亲让我留在体制内的期许。我开始备考湖北的公务员考试，通过两个月的备考，我成功上岸了。
（2017年至2018年在湖北荆州市纪南文旅区党工委工作时的照片）
在这里，我仍然负责单位的宣传，但我失望地发现，在这里我仍然无法采用像校园媒体那样富有独立性和多元化的宣传方式。
二次受挫的我非常焦虑，感觉自己不适合在体制内待着，没过多久便想要离开。
于是，在2018年3月15日，我办理了辞职手续。
其实辞职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但可以确定的是，经历了两地三岗的磨砺后，我对这种工作方式没了兴趣。
03
我开始寻找一种“间歇年”的生活。4月，我去东北延边、长春、盘锦、哈尔滨旅游散心，5月又去湖北神农架、重庆巫溪宁厂古镇、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走了一番。
（湖北时被表彰的荣誉证书）
朋友见我暂时无事可做，就建议我可以去做些公益，并推荐我加入北京一个助学公益基金会。当时我也比较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就决定暂时去看看，没想到一去就是3年。
这三年，我看到很多985、211名校的同学还有欧美常春藤的同事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
在公益机构和同事的合作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一些独立文化作品，也在最底层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
原来，我只是想歇一歇找方向。现在，我直接把拍摄独立纪录片和田野调查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
它不仅有荣誉上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发掘和见到了很多人间的美好和真实。穷得淳朴和富的物化构成了这魔幻的平行世界。
（在广西中越边境支教带的第一届六年级毕业生）
2018年6月，我在美丽中国官网提交支教申请并获得通过，7月参与美丽中国在广西百色为期一个月的培训，8月到达广西百色中越边境村小，9月开始正式授课。
走上公益之路有一点偶然，因为选择太快，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仍然需要自己去下面的地方验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里，我留下了太多很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2020年10月30日的时候，我去村里拍摄瑶族的传统婚礼，婚礼大概要举行三天。但这三天都需要上课，校长知道后当即给我批假，还跟我一起去拍摄了这部片子。
校长是本地人，瑶族，他也一直在整理和搜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案例。我和他的沟通很愉快，他也很支持我的这次拍摄计划，带我上山，还让我住在他山上的老家。
去村子里的时候，瑶族老百姓并没有对镜头产生抵触，反而很乐意在镜头前展现，还特别热情地拉我吃饭，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很是豪爽。
我让校长用手机帮我取了很多镜头，尽管后来很多都不能用，我还是在影片工作人员加了这个既是村民又是校长的人。
（在广西中越边境享受自由的时光）
拍摄的第二天，我单反摄像机的电池没有电了，一个80多岁的瑶族老太太拉着我去她家充电。她是一个留守老人，估计家里的年轻人很久没回来了，所以对年轻人很亲切。
在她家充电的时候，本来我已经吃过饭了，老太太还是把家里最好的饭菜端了过来让我尝一下。尽管都只是腊肉蔬菜，但老太太一年也吃不到几次。
充完电离开时，老太太还硬塞给了我几个芭蕉，不得不说，这里的民风真的十分淳朴。
晚上，新娘娶回去新郎家时，又跟当地的村民聊了很多。
村寨年轻人很多，但娶媳妇的难度是越来越大，故而才有了越南新娘的现象。当地百姓生活来源十分单一，仅靠八角油茶支撑家庭开支，生活比较艰苦。
（纪录片剧照）
片子拍完后，我找了四年级的学生，总共有8个人参与了这部片子的翻译，东拼西凑地翻译了出来。但我不完全肯定翻译是否准确，于是上山找到了一位婚礼当天参与执火的老人核对。
上山后看到老人家正在盖新房，应该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的，但老人却非常兴奋地答应了帮我核对。老人说：“现在这些老传统都丢的差不多了，没有年轻人关注这个，你喜欢这个，不错。”
老人停了两天工，帮我核对完毕后，还请我吃了几顿饭。后来，我悄悄买了一些东西回赠给他。
04
这次的拍摄让我感受到，时代过的真快，他们和他们的文化很容易被遗忘乃至抛弃。
对于这些，老人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生存的需要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让我产生强烈的纪录片拍摄意识，希望这些东西被看到被知道。
除了传统文化包括越南新娘、留守大军、独居老人等等都应该记录下来。在中国的边缘之境，这群朴素的人努力坚强地活着，他们的朴素和乐观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瑶变纪录片，影展时的剧照）
随着我在边境的日子越来越久，留下来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当初单纯的支教。
在这里我可以实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理想，为弱势发声，为边缘群体发声。
这些年，我走了些弯路，又在这里回到了新闻理想的起点。同时，我自己出生于乡村，靠相对稳固的原生家庭完成了学业，现在靠自己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与城市的差距逐渐拉开，边境尤其如此。我更想让这些群体的困境能够被记录，如果能够被关注并有所改变，这将是我带来的最大意义。
走在广西和云南中越边境，每时每刻都被触动着。
老百姓很勤劳也很辛苦，年轻人大量外出用来支撑小孩和老人的教育和生活。但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小孩的教育缺少了家庭教育这一环，老人们显得更加孤独。
（中越边境村小优秀教师荣誉）
虽然“留守”二字是那么刺眼，但是边境村寨不可能留住年轻人。小孩成了没有陪伴的幼苗，老人也总是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这种现状必须得到社会的关注。
我拍摄这些对象，为的就是能够聚焦社会力量，力求乡村振兴决策在边境村寨更加贴近实际，以求这倾颓的局面慢慢向好的方面转变。
在这里，留在边境村寨的妇女只能以生存的角度教育孩子，无法从知识角度和规划层面长远考虑孩子的未来。而这种困顿和困境必须由当事人讲述才能显示出让人震撼的真实力量。
从创作角度来考虑，小孩和妇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中越边境村寨，小孩子童言无忌常常能说出大人不敢说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无修饰和无遮掩的。
妇女们当中有很多是跨国婚姻，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加上边境地区部分村寨观念非常落后，妇女地位仍然在家庭结构中较低的位置，所以她们的故事比较心酸。
（2018年至2021年在广西支教的学生和队友）
05
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拍摄纪录片宣传乡土人情，我也会利用公益机构的筹资力量对乡村女学生资助。
一个村小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1到2名品学兼优的女学生获得资助，这些资助是长期的且每年都有。
除了资金资助，也有对学校图书的资助，每个学期我都会联系一些公益机构，充实村小的图书馆。
我也会跟爱心人士联系，捐衣捐物等必要生活物资。目前，在广西的村小已经捐了4卡车左右，包括过冬棉服、运动鞋和运动衣。
除此之外，我也会推荐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乡村支教。我会时常向周边的好友，尤其是学弟讲述中越边境的那些故事，也向他们推荐一些好的公益组织。
目前，有5名自己的好友或学弟奋战在贵州、云南、广西的村小。
（在东北中朝边境延边州红旗村拜访当地朝鲜族妇女）
未来，我仍会继续拍摄当地的风俗人情和特殊群体，也计划在35岁之前成立乡村影像公益工作室。现在正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我也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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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
口述 | 潇湘之湖
编辑 | 卿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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