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个关系到全社会每个人的问题，很多人在其中还是多重角色：既是家长，又深受“教育成果”影响，可能本身还是教育行业从业者。我这里说的“影响”，是说我们的员工、同事、甚至每天接触到的每个人，都是他或她一生所受各种教育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样重要且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必然每个人的关注点和立场大不一样。不过目前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公约数，就是中国教育病了，病得还不轻。不是单点有病，而是多点的并发症。
我们的高等教育大而不强，从每年高达1000万左右的毕业生数量来说，其“生产规模”无出其右，但其基础研究水平、尖端研究水平、创新和活力，与国家的经济总量地位和未来的人才需求严重不匹配。我们的基础教育长期带着唯分数论的应试制度这条沉重的脚镣跳舞，又受到几十年的“向钱看”的社会意识形态掣肘，早已疲弱不堪。我们的职业教育虽然不乏局部亮点，整体上却严重缺乏投入和专业建设，在市场化的潮流中，大量职业学校沦为出产普通劳动力（俗称“卖人头”）的低品质“工厂”。
家长们因负担沉重和/或鸡娃的压力而焦虑。用人单位叫苦不迭 —— 拿到手的都是关键素质和能力残缺的“毛坯”，不得不自己投入大量的资源弥补人才“上游”的不足。国家当然也焦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升级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追赶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开放、跨学科、创新、高人文素养的未来型人才。最苦的还是孩子，他们的幸福童年因为负担沉重大打折扣，他们在常年的高压、机械的学习环境里迷失了好奇心、自主思考、热情和方向，“黯然了光芒”；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学会自主学习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却必须付出爱，还没有准备好却必须“上战场”。
拿我自己的从业经历来说。互联网企业里最重要也是最缺乏的人才，就是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要负责客户需求的分析梳理、产品功能和使用方式的规划设计、产品发布的节奏、发布后的跟进评估和迭代优化，等等。中小公司的产品经理可能还要负责产品的收益和成本结构设计、品牌和市场推广。简而言之，这大抵是个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最高的岗位，不仅需要对科技和工程有一定的了解，还需要很强的社会情感能力和审美等人文素养。这样的人才模型，恰恰击中了我们的教育体制的软肋：沟通表达、协作等社会情感能力不足，单学科或割裂式的思维和知识储备，会解决被布置的明确性问题但不能从模糊信息中自主发现真正的问题……
OECD社会情感能力模型
其实产品经理这个职业并不是互联网行业的特殊需求，它在宝洁等消费品和电子制造行业也是企业的灵魂职能，只不过各行业的岗位命名习惯可能不同。类似的人才失配问题，也遍布涉及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变革的各行各业。
“病”怎么治？其实也已经有一个公约数，就是大力发展素质教育。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高考招生改革、新课改、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双减”）、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等重大举措，大方向也明确指向了素质教育。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的只不过是转移了竞争内容或竞争方式（如“双减”），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陷阱；有的则因为经费、师资等关键资源跟不上，或者没有考虑到教育这个复杂生态里的各方切实利益，造成想动的人有心无力，好想法无法实质性落地；有的甚至会事与愿违或副作用严重，例如“双减”如果落地不合理，就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堵不如疏”。千头万绪里，什么是破局的关键点？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脱离人性，都必须直面最直接利益持方者的需求。教育问题，必须从家长和学生的最根本利益为中心，那就是走出校门后的出路问题。全社会为什么形成了对高考这华山一条路的习惯性追求？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孩子并没有足够特殊的社会资源或职业天赋，考大学、考个好大学，是他们将来能有一份好工作的最靠谱的出路。
我在走访乡村学校的时候，最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目前挑起乡村教育大梁的局长、校长和骨干教师，大部分都是45岁-60岁之间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中师生”）。他们求学的年代，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里，一半以上都优先选择考中专技校，因为学费全面或很低，更重要的是，可以一举解决农村户口问题。每次说起这段历史，这些中师生的眼睛里无不闪烁起光芒，旋即又因对照了当下的现实状况而暗淡。
虽然时代已经巨变，合理的收入和福利、受人尊重、稳定或可持续，仍然是择业的基本需求。如果好工作都“唯文凭”，好文凭仅限于贴着“双一流”、“985”、“211”的少数大学，不管是家长、校长，还是局长，整个教育体系就必然去拼高考这座独木桥。大学毕业时，也必然再去拼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因此，高考-就业的单一出路问题不解决，学生成长、家长培养、学校育人，就没有选择空间，素质教育的发展就必然举步维艰。
出路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基本条件：让更多元化的工作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工作”，让“好工作”的用人标准更多地看重素质和能力，减少对文凭的依赖。两者缺一不可。
从家长角度，“好工作”的首要标准是收入和福利，并以危险和劳累程度、受人尊重程度、稳定性程度等作为调节因素。目前社会上的“好工作”主要有两类：市场化的和非市场化的。前者指民营（含外资）企业或机构中的高收入岗位，后者指公务员、事业编、国企或类似具有特殊性质的机构的工作。
市场化单位能提供的好工作种类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据笔者观察，在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温州等地，因为民间“底子厚”、“好工作”很多，搞搞旅游、做做小生意、开开出租，都能享有基本的现代生活，家长焦虑感明显下降，温州的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发展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又如，在浙江省经济发展相对弱一些的丽水市缙云县，因为当地有缙云工艺美术学校这样的优秀职业学校，不读高中的学生就业出路也很好，这给缙云教育系统长期坚持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缙云成为了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和素质教育的标杆县域。
而非市场化单位的薪酬和用人标准，由于市场调节作用发挥不充分，更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探索和改革。
近年来，虽然国家多次强调破除“唯文凭论”，现实走势却恰恰相反，非市场化岗位的公开招聘条件越来越强调文凭，以至于“奇观”层出不穷：一个前台接待人员要求研究生学历，一个普通文员岗位要求985大学文凭……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僧太多粥太少”，用人单位有条件、或许也不能不，通过提升门槛来提高筛选效率。而同样是接待或文员工作，市场化单位的应聘竞争就远远没有如此惨烈。这个现象已经充分说明，我们的非市场化单位的薪酬待遇体系需要检视和调整。
最近有消息称，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将探索建立新的、统一的技术工人分级制度，称为“新八级工”，在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基础上，再增设首席技师。“新八级工”制度如果建立，不仅会给企业提供更透明的、基于技术能力的用人和薪酬标准，而且有助于提升优秀技术工人的待遇，扩大“好工作”的种类和数量。这样的制度建设当然是越多越好。
如果说发展素质教育是头蛮牛，学生“出路”问题就是牛鼻子。牵好牛鼻子，才能事半功倍。
本文作者：姜跃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
火柴公益理事
企业战略顾问&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