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着强大基础教育的中国，在诺贝尔奖领域基本空白?为什么学生时代的佼佼者在进入社会会销声匿迹了？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应当如何避免尴尬的脱榫?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与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始人樊阳共同聚首，对这些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以下为对谈精选。
转载自：致极学院
杭州天长小学周武老师在对90年前后毕业的150名小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调查，他发现：前三名之后，第十名前后直至20名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出乎意料地表现出色”；相反，那些当年备受老师宠爱、成绩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长大后却淡出优秀行列这种有违大家认知的情况被称作“第十名现象”。
为什么当时班里金字塔顶端的学霸们在进入社会之后都纷纷销声匿迹了？解读了这个现象，或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毕业三四年之后，人与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考霸”≠“学霸”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振宁说过，中国的学生整体上在学习考试阶段成绩很突出，但到了博士以及之后做研究的阶段许多人都比较一般，出类拔萃的比较少。不过，中国学生在中学阶段很紧张，到了大学就放松了，这也要看专业。我感觉理工科学生的学业还是相当有压力，文科生似乎就轻松得多，主要是被许老师这样的观点误导了，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标准答案了，就找不到方向了，正好可以轻松自由了。
实际上，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文科生需要有大量的阅读、写作、讨论的训练，只是我们在中学阶段没有让同学养成这种能力。离开了标准化考试，他们似乎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所以对大学生而言，重要的是要转变应试教育的后遗症，特别是对于文科生，要在没有标准化考试的新环境中重新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就是要在大学阶段完成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刘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世界政治与当代政治思潮。
“第十名”而不是状元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许纪霖：我想谈一谈另外一个“第十名现象”。中国的文化非常崇拜老大，崇拜成功者，教育上就是崇拜状元。但是，你们知道吗?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各省的文理科状元里面，有哪几位是出名的，你知道的?我现在告诉大家，有一个统计发现，发现这三十多年的各省产生的近二千名高考状元中，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绝大部分都成就一般，且不说全国出名，连自己行业的领军人物，都是凤毛麟角!
那么，那些领军人物是什么人呢?教育史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第十名现象”。统计发现，一个五十个人的班级当中，后来比较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级里面的成绩排名，是在十名前后。这些学生不是靠拼命努力，用了120%的精力拿到了第十名，而是只用了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接下来的30%精力就不愿意再往前努力，而是留下点时间给自己，去玩自己喜欢玩的事情。最终这些十名左右的学生，凭着优良的学习基本功，再加上学霸们所没有的独特的兴趣和专长，最后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比较起状元和学霸，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太相信学霸使我们
成不了一个创新性国家
许纪霖：反过来那些名列前茅的学霸，整个精力都在拼名次，消耗打败别人。虽然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成为成绩的英雄，但知识上循规蹈矩，到了社会也规规矩矩，没有任何个性和创造性，最后他只能成为平庸之才，成不了领军人物。
我们这个社会太追求成功，太相信学霸，结果成不了一个创新性国家。我在中学阶段，因为文革期间读书容易，门门一百分，但到了大学，就不是学霸，成绩差不多就在十名左右，我喜欢胡思乱想，读各种野书，吸收各种新的知识，整天泡图书馆，听讲座，专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兴趣，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才有如今小小的成就。
盲目崇拜学霸无形中
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樊阳(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始人)：许老师说的“第十名现象”确实存在，学业成绩特别优异的不一定最后能够在社会当中成为领军性人物。但中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对学霸的盲目崇拜，我们人文讲坛有来自全市各个学校的，曾经我介绍某个学生的学习优异，大家马上眼光开始特别注目，显出特别崇拜的样子。
但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可悲。我们无形中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绝对不能只看眼前，要着眼学生的未来，人文讲坛就是针对目前教育普遍缺失人文素养的培养，过于功利和狭隘而设置的。所以，后来我们讲坛注重的是课堂的参与度，思维的宽广度，学生在交流的平台中自然发现学习的乐趣，走向社会后，他们的视野相对开阔，成功的几率也就更高。
▲樊阳，教育部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科研室主任，语文高级教师。1991年，在陕西创办面向中学生的“人文公益讲坛”，以每周人文讲座每月人文行走形式，带领中学生坚持阅读经典名著，开创“人文行走-行读万里”这一人文教育学习方式。迄今27年，十八届千名以上学生受益，公益讲座超千场，人文行走近万公里。
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
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
刘擎：许老师讲的第十名现象和80分现象，其实就是讲一个精力与时间的分配问题，因为80分到100分的最后那20分，已经不是这个学科或这门知识的主干内容，是那些细枝末节的部分或者解题的技巧，或者熟练的程度。
同样一个人如果把用在最后20分的那些时间精力用在别的学习和活动中，视野就更加开阔，灵活变通的能力也更强。所以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同学的时间精力投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结构，这对长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对高考的竞争力是不利的。
应试教育这是为短期效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因为中学校长只负责升学率，而你在成年之后的工作能力，你的研究和创造水平，你的人格发展和精神状态(只要不出事故)，更不要说你的性情和性格，都不是中学阶段考虑的重点，因为这不在绩效考核之中，也无法通过绩效考核来衡量。我也了解到，相当多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尽力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予以改良和矫正，比如像樊阳老师这样自发组织开设人文作品的读书会，而且坚持下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很难扭转以升学率为主导的这个结构性取向。
樊阳：这个我非常赞同，如果要追求真正素质教育的话，我们就要给学生松绑，要给他们有休闲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展各种培养人文素养的课程。
好的知识可以在无形中
塑造一流的头脑和心灵
许纪霖：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各种网络课程，包括哈佛、耶鲁的顶尖教授的课程，在网络上都有，完全可以自学，为什么还要在大学读书呢?除了为了那张文凭，还为的是什么?
我通常对学生说，进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是接受熏陶。一个好的大学，有一种氛围，这个氛围不一定是从课堂来的。而是整个大学的各种课堂外的讲座、社团，还有老师的风范、同学的互相影响塑造的。这些东西，你在网络上、在自己的家里是熏陶不到的。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很重要。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学到有用的，而且是好的知识。我到现在还记得王小波有一篇杂文，他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说第一次高等数学课，老师上来讲的第一句说：“同学们，我今天教的这个高等数学，是没有用的，但是却是好的。”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高等数学有用吗?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可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满分，但要我教儿子的初中数学，我都教不了，早就忘了，但数学却让我形成了思维的严谨。这就是好的知识。陈寅恪先生招学生，首先关心的就是数学好不好。为什么?数学好，思维就比较严谨，研究史学需要严谨的思维。一个好的知识，不一定直接有用，但它可以在无形之中塑造一流的头脑和一流的心灵。
▲大师陈寅恪给学生授课
流于表面的广泛社交
容易使人变得肤浅和圆滑
刘擎：我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能力也好、素质也好，都无法通过直奔主题来获得，要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课程学习和各种活动)才能养成，比如“学习能力”，是要在具体学习的实践中学会的，所谓“learntolearn”。比如，思维方式，专门去学一门“方法论”的课程可能收获有限。你只能在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思维方式，来掌握恰当的方法，来提高素质。
因此，我要强调课程与活动之间的平衡。许老师刚才说，大学不光是学那些课程。这个我同意，我是觉得活动和课程都有用。因为今天的听众中有不少大学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怕误导他们。我们不能说到了大学以后课程就不重要，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各种社团。其实现在我们大学的社团也有不少毛病，一些同学对社团活动本身缺乏真正的爱好和兴趣，只是看重社团这个关系平台，试图通过参与活动来建立所谓的“关系网”，形成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虽然这种动机也没什么错，但也有一个平衡问题。人际交往活动有利于培养社交能力，使你在为人处事方面会变得比较灵活、敏捷、善于变通，但过于热衷搞人际关系，偏废了校园文化中更有内涵和深度的实践，那就是走入歧途了。流于表面的广泛社交容易使人变得肤浅和圆滑，对于所有问题都能泛泛而谈和夸夸其谈，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素质。
我想强调，在大学阶段，你应当深入地进入某个领域的学习，哪怕是一门课也好。因为许多素质和能力的养成，只有专注地深入到一定程度才能企及。有专注的深度，再加上见多识广，你才能够有分量、有深度。
最后，一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吸引力，也不在于你有多少“熟人”，朋友圈有多少点赞的好友，而在根本上取决于你的人格、品质和性情，以及你的观察有多敏感、判断有多锐利、想法有多少创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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