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四川宜宾筠连县镇舟镇云岭村村民杨家珊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生前，家庭贫困的杨家珊得到热心人士资助治病，感恩于此又无以为报，这位山区女子临终前决定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成都医学院接收了杨家珊的遗体用于教学，此后火化成骨灰。今年四月底，杨家珊父亲杨正贵与成都医学院取得联系，希望杨家珊入土为安让接收单位送回骨灰。但杨正贵得到的答复是“遗体捐献者的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
“捐赠的遗体包接不包送，使用完了烧成骨灰让亲属自己去领，是不是少了些人性关怀?”网友的困惑让人共鸣，更是一种尖锐“逼视”。如果不善待捐赠者，如果让捐赠者的家人伤心，如果围观者有寒心之感，我国的器官捐献之路还会顺畅吗?
不久前，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21日，我国志愿捐献器官登记人数超122万人，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逾2.3万例，捐献器官6.6万多个。从捐献器官的绝对数看，我国已跃居全球器官捐献第二大国。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增速较快，但与实际需求相比呢?曾有数据称，美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的器官捐献占全人口比例高达20%～40%，而我国这个比例仅为2.98%。供需缺口之大，让人忧心忡忡。
“生命如花，我们需要每个人”，这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的倡议。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仍待营造“身后捐献器官是生命在阳光下延续”的社会氛围，并建立更为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意愿表达(志愿登记)通道和身后实施捐献渠道。诚如斯言，一方面应看到，制度设计在发力，也初显成效，而另一方面制度尚有不小的改进空间，制度改进迫在眉睫。
以杨家珊为例，她决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事业，并写下遗言作出庄严承诺，特别是她的父亲也赞叹这一义举，父女均可赞可敬。但是，一句“遗体捐献者的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显得冷漠，是对杨家父女的不负责任，诚如杨正贵所称，“我一个农村老头子，一没有文化，二没有钱，成都医学院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怎么自行领取?”
谁来承担责任?一定程度上说，无论四川省红十字会，还是成都医学院，都是无辜的。究其因，这一事件暴露出制度之失。调查显示，目前，对于遗体捐赠的善后事宜并无统一规定，比如，在上海，遗体捐赠结束后，有火化的规定，但并没有“关于是否负责送回家，由哪个机构负责”等规定。而在山东，利用完毕的遗体，应由接受单位整仪后负责送殡葬单位火化，并承担遗本的运输费、火化费等相关费用。由此可见，标准不统一，乃至根本就缺乏细化标准——四川尚未出台遗体捐献条例，对于使用后的遗体骨灰如何交接没有明确依据，这是导致“遗体捐献者的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的重要原因。
值得欣慰的是，四川省红会相关人员表示：如果杨家珊家属确实不方便自行领取，省红会可以协调一下，争取把骨灰送回她老家去。可问题是，下一次碰到类似情况呢?其他省份碰到类似情况呢?由个案推动形成制度进步，才是对“杨家珊”们的最好告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坦言，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速度快，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善，接下来，应从器官的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移植后受体的情况登记、监管等方面着手来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从而让器官移植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这是务实之举，颇有必要。应该说，构建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确实是一个庞大而又需要细腻的工程，急不得，但是更慢不得。
用责任托付信任，用使命回报生命。化解制度性尴尬，全面梳理，严谨论证，力争最大程度减少缺失，力争最大程度完善制度，让捐献者更有意愿，让其家人更有慰藉感，也让器官捐献这一事业更有人性化、充满人情味，这是职能部门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