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月16日)有媒体以《在疫情中消失的1665颗星：医生、院士、前市长、健美冠军……》为题，简单勾画了至15日24时在武汉因疫情而消逝生命的1665人中的几个人的生命轨迹，读来让人唏嘘不已。也是昨天，湖北电影制片厂55岁的导演常凯及其妻子、父母都因疫情而失去生命的消息也同样让人悲痛万分。
病毒来了，它兀自按照自己的方式游走于世界，它不挑宿主的身份，它不分宿主的国别，它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寻找和“落户”至新的宿主。不论是谁，只要被这个病毒粘上，就要向着鬼门关的方向走一遭。病毒这般肆虐，不啻对人类的考验，既考验其宿主的体质，也考验保障宿主体质的体制。这种双重考验的答案，可在常凯那封不长却但让人泣泪的遗书中找到。
常凯，又何止于常凯，带着万般无奈走了。活着的人，在疫情拐点未现的情况下，还要在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中躲避和对抗病毒。无论如何，活着的人，用武汉话讲，应当“铆起”，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并且立刻就做，马上着手。
2月14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次大疫所暴露出的问题，还不只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同样突出。这个背景，也正是深改会议提出“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原因。
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如会议提出，就要“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要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同时还要“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和体制，是国民健康的兜底性保障，没有任何理由不予以完善或迟滞完善。
建立国民健康的兜底性保障制度，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被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中，都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目标列入其中。毋庸讳言，在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还不充分、不平衡，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标准不一，服务水平很难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国家财政规模相匹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极不适应，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此次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一床难求，投医无门，护具短缺，物质不足等等，说到底，都是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不到位、不达标的问题。
这次疫情警示人们，国家公共财政应该将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首要的支出。这其中，建立和完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和制度，是重中之重，首要之首要。这次疫情说明，没有一个能够保障国民健康、增进国民体质的卫生体系和制度，富裕与繁荣随时可倾覆在一场疫情当中。以中国经济规模与财政规模，建立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并不存在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建不建的问题，是把什么放在第一、放在首位的问题。在那些逝于疫情的人身后，应该“铆”起的，正是这样的体系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