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资料图】
Foreword
在五味杂陈的2022年即将走入尾声之际，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在线上举办。其中，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分享了他对时代，对“何为良好生活”，对“共益新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他从对“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的反思谈起，指出多元价值、多元追求是一种现实，强行用“利益”的单一维度来解释和衡量人的一切行为，是不能奏效的。而当下时代，既为多元价值的共存共益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也提出了许多挑战。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与现实共处，陈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陈嘉映
哲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哲学·科学·常识》、《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等；翻译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伯纳德·威廉姆斯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等。
01.
“功效主义”正在丧失对企业活动的解释力
陈嘉映：我想从我的这本小书《何为良好生活》切入，去谈一谈对功利主义或者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质疑，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功效主义的内容很复杂，我主要质疑的，是对它比较通俗的理解——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简单概括来说，我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是对实际生活的正确刻画。这种说法虽然常见，但是并不能够解释种种不同人的生活，也不能解释我们多种多样的诉求。看看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做的事情，比如有些朋友在藏区保护雪豹，保护藏羚羊，就能感受到他们并不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做公益”“保护藏羚羊”这些诉求都说成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那损人利己是为自己的利益，助人为乐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思路会使“自身的利益”的说法本身变得完全没有内容。
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理论或者一个道理来概括所有人的生活，但相对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我认为另外的一个说法要更好一点，即大家常说的“自我实现”，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去生活。包括大家了解的马斯洛所说的生活的几个境界，最高层次就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去藏区保护藏羚羊，做公益，成为消防队员，或者作为一个律师为弱势群体去辩护……这些都是“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虽然它不一定是所有事情中最有价值的，但对“我”来说，无论是命运把我安排到那里，还是自我选择，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总之这是我走上的道路，我就会去考虑我投身于其中的事业是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做企业也可以套用这个思路。虽然我们前面提到“利益最大化”被广泛应用于个人，但更突出的应用情况是用来刻画经济活动，好像企业家的全部目标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我完全不能同意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些企业家，也读过一些企业家，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不会把“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办企业的追求。倒不如也从自我实现的角度来看，企业家是在通过商业活动来彰显自身的价值，来完成他为社会服务的价值。比如说一个朋友去开书店，他明明知道开书店不是一个能够使他投入的资本得到最高回报的商业活动，但是他就是觉得开书店既符合他个人的爱好，又对社会有某种价值。我读那些像日本企业家，特别是日本战后的那些企业家丰田、稻盛和夫的著作，这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稻盛和夫就说过，我们人都是难得到人世来走这么一遭，但你走这一遭真的实现了什么价值吗？你的人生真的有价值吗？我想这对企业家跟对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并非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追求他所认可的价值的实现。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这一点比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更加突出一点。企业家不是社会的工具，他们是一些具体的人，所以也就有着具体的各自不同的关切。
当然，我并非主张脱离利益谈理想。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利益基础需要维护，如果自身不保，任何理想自然都显的很空洞。对于企业也是如此，甚至更加明显。如果一个企业不盈利，你谈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不过我们还是要区分，盈利是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至少不见得是一个企业的目的。就像奔跑的速度是能够参加足球这项运动的一个条件，但是提高奔跑速度并不是踢足球的目的。脱离了利益来谈理想，是纸上谈兵，但并不意味着谈论理想就是在谈论利益。就像谈论足球肯定远远不只是在谈论速度。
这点在中国这几代的企业家身上更加突出。因为中国以前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竞争也很残酷，第一要务就是获得利润，能够站住脚。新一代的企业家们在总体上有很多变化。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做企业不仅要挣利润，甚至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做久，但他们有一个很突出的诉求——就是自己做得可心，就是这件事情是自己爱做的，他们更多是在企业的平台上去彰显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一种做法，也跟整个社会情形有适配的一面。比如他们其中有做首饰、咖啡、小物品这些行业的，他们的消费者也与之前发生了变化，这些消费者也会开始关心一些社会议题，比如环保、平等、女性主义等等，他们的诉求也不同。
以上是对功效主义，特别是用功效主义去解释经济活动、企业活动，我的一些质疑。如果说功效主义在之前多多少少有一些解释力，那在当下它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正在越来越过时。也可以这么说，理想主义和利益，两者远不是两个对立面，简单来说，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一个层次之分。做企业绝不是一件唯利是图的事情，反过来做公益也并不见得就是理想主义的一面。做企业也是人做，做公益也是人做，任何一个行当里面都有公益心更强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觉得像乐平基金会更多的是用共益的概念来理解我们从前所理解的公益事业，可能的确是一个新的思路，可以更好地反映我们从前所说的公益组织的做法和诉求。
02.
金字塔倒掉了，“多元时代”到来了
总的来说，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能够刻画我们的实际生活。回到《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它也不是说提供了任何一个理论来回答我们何为良好生活，它也不是勾划了一幅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图画。在十六七世纪的时候，甚至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人去做，还有一定的意义。那在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毫无意义。
这本书与其说提供了一个答案，（不如说）就像书名所直截了当提示的，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回答。为什么要每个人自己去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从来就没有唯一的答案。我后来出了一本小文集《走出唯一真理观》，这个题目难免会引起误解，这本小书并不是在讨论物理学的真理，而是在讨论生活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是真实的幸福，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是这一类的“真”和“真理”。那么这一类的“真”和“真理”，它是没有唯一答案的，我认为每个人必须去用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做出回答。
我说的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有的，人类生活一向都有多种多样的追求，不过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对唯一真理观的拒斥更为凸显。它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些因素非常明显:
· 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十分广泛，我们可以轻易了解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时候很难再继续想象唯有我们的这样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良好的，其他跟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错误的或者不良的。人家也这样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也生活得好好的。当然他们会有斗争，会有毛病，就像我们一样，任何一种传统都有毛病，都有斗争。这是一个当代多元价值格外凸显的很明显的社会原因。
· 另一点就是金字塔状的观念结构坍塌了。并不是说大家以前的价值观就真的那么统一，只不过以前的社会观念结构很大程度会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从上到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制定一套生活观念。至少在明面上，好像这样一种生活观念是相对比较统一的。
· 还有一个因素是自启蒙时代之后，宽容又逐渐生长成为一种相当主导的时代精神。启蒙时代以来，大家都知道启蒙时代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跟近代科学的生长有关，跟东西欧宗教战争造成的巨大的破坏有关。人们没有办法再容忍无穷无尽的残酷的宗教战争，所以宽容的理念就逐渐生长起来。因为你要多元价值并存，就需要有宽容精神的加持。如果谁都不宽容，那么多元价值哪怕浮现了也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最后结局可能就只剩一种价值留下来了。当然，我估计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实际结果，最后是使得所有的价值都不能存活。只有没有价值、反价值的东西存活下来。我觉得现代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多元价值的共存，以及多元价值之间的良性竞争相联系。
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需要很多条件，如前面提到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宽容的社会心态，同时也需要一个公共说理平台。更加多元的价值出现，所带来的影响也并不都是正面的，不同的价值之间也会有冲突。解决冲突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通过暴力的方式企图去消灭与自己不同的价值，另一种就是通过公共说理，让每一种价值都能够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因此，也就能够使得怀抱那些不同价值的人，能够对“我”的价值多多少少的有所理解，当然最好是有更多的理解。这样的一种公共说理的目标之一还是要包括不同价值的冲突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共处，而不至于进入那种残酷的斗争。
众所周知，这些条件在最近几年面临着新的挑战，大家能感觉到这几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简单来说在进入一个“变乱”的时代。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这种瓦解当然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在七十年、八十年之后，已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能完全用二战之后的秩序来共处。我刚才讲了多元价值的并存是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在变乱的时代对多元价值的并存是一个挑战。刚才也讲到了公共说理，大家也感觉到公共说理的空间正在瓦解。瓦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互联网，互联网一开始被大家认为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公共说理空间，但是其结果几乎有点相反——在互联网当中往往只有观念的表达，没有观念的讨论。
03.
何为良好生活？要用你的生活实践去回答
我再用一点时间说一说，对于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怎么与这种现实处境共处。有时候人们对我这本书的书名《何为良好生活》会有误解，很多人引用的时候，会把它说成是“何为美好生活”，但这本书它不是在勾勒一幅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图画。当然从字面上不太容易看出“良好生活”和“美好生活”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不过至少我个人或者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良好生活”，与大家常说的“美好生活”是有蛮大差异的。
一般讲到美好生活更多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要怎么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在这本书里讲的“良好生活”更多是跟古希腊人说的eudaimonia连在一起的，它更多是从怎样做的角度来理解生活，而不是从最后能够享用到各种生活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所以很大程度上它不是在讲生活如何美好，而是在讲生活如何艰难困苦，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德行，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做好准备。这是有一点点吊诡的，我们的确都有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愿意过上美好生活，但往往是在那些更为困苦的时代，会对我们的德行会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艰难困苦的时代）反而为那些德行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面临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会对我们个人要求的更多。
总的来说《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因为“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需要每个人去提供答案。如果说有一个大致的社会的答案，那是所有人一起参与的实践，这样的一种探究。就像尼采所说的一样，生活本身不提供答案。
近几年，疫情加上疫情管控衍生出的诸多问题，有一些问题正在解决中，但还有很多长期问题，比如说对影视行业、教培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等等。还有些问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隐性的，比如抑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区的关系、彼此间的信任关系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个人要做好准备，那对于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来讲，现在真的有大量现实的思想问题、观念问题需要去处理。
比如企业家去处理企业的问题，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要更多地去关心这些具体的观念问题。跳开来说，我们要去总体考虑过去的一些观念，它如果曾经适应过当时的时代，那我们现在的世界，特别是这五年、十年的世界，非常明显它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那现在我们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比如说我们讲到公共说理空间，传统的公共说理空间比如说像报纸，这种媒介显然已经被高度边缘化了。那么还有没有公共说理空间？还能不能创造公共的说理空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所谓思想者在当下需要去思考的。包括乐平基金会主办的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也是这样的努力之一。
04.
普通人要怎么做？以谁为榜样？
陈嘉映：具体的人怎么做？我认为先要了解或者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心愿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会涉及到”我“究竟要做什么，什么是“我”的生活主旨，”我“生活的根本志趣。了解了自己要做什么，当然你仅仅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就心想事成这恐怕没有的。
你也要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我特别要强调要了解周边世界。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好像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这跟过往的世界非常非常不一样。过往的世界是分成很多很多层次的，一个是你周边的世界，一个是遥远的世界。那个遥远的世界不会对你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但现在很容易把这个界限混淆掉。实际上，我觉得今天人们有时候容易感到沮丧，也跟这样的情势有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你自己可以做出一定的努力，分清哪些是遥远世界的事情，哪些是你周边世界的事情。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关心国际大事、国家大事。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提醒自己，这个事情它是不是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直接相关。如果不是直接相关的，我会把它尽可能地放到背景上去。不是到了万不得已，我总是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安排在固定的时间。用我的话说，不管天下滔滔，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未来几年情势恐怕不会是太好，但离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还差得远得很，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以谁为榜样？这是个非常好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少从理论，从道理来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几乎总是从实际的某一个、某两个、某几个榜样那里学习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谁是榜样？这个就连到了你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你要做不同的事情，就会选取不同的榜样。比如我个人，因为我是坐在书斋里读书想事的，我会把维特根斯坦当做榜样。他那种契而不舍的向问题深处思考的精神，他那种求真的真诚精神，不会去给自己打马虎眼，当然更不会去糊弄他的听众或者读者。那C罗也很棒，但我大概不会以他作为我的榜样。特蕾莎我可以从她的精神中得到很多的感动，曼德拉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我的榜样。
05.
迈向共益新世界
陈嘉映：我觉得对于任何可能世界的勾画，至少在我们的上下文中都是要跟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向有某种联系，我觉得虽然当今世界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在生存线上挣扎，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情况跟我们人类以前的生存情况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生产也好，消费也好，已经跟很多我们的社会观念、人类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共益的观念对于我们未来世界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相信我们努力是这样，不努力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共益的观念。具体怎么做，可能需要实际在做事的人会去实验，会去创造一些新的方式。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比如我，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来纠正我们从前的一些关于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或者是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过时的观念。比如能够逐渐地打破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壁垒，使企业的商业行为跟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不再作为明确两分的两种社会建制。
（以上转录自陈嘉映先生在2022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的谈话，内容有编辑）
结语
Epilogue
正如嘉映老师在文中所描述的，共益是针对多元价值提出的主张，是后标准化时代的解决方案。它是一种方法，也许也是一种哲学。“非此即彼”是一种过时的社会建构，打破它正是思想者的使命。而共益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拥有共益精神的社会创新者们，正在通过多元实践，迈向共益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