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西成为特岗教师的第三年，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素描画。
墨色线条清晰勾勒出一只展翅的蝴蝶，触角轻动，停靠在花朵上，白色画纸上留有橡皮擦动的痕迹，似乎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伏在夏日午后课桌上，怀着满心感激与不舍，一笔一划描摹改动的场景。
学生们的画作
(相关资料图)
收到这份礼物时，陈西的内心满是欣慰与惊喜——欣慰于日日教导下的孩子们拔节成长，惊喜于他们赤诚而纯净的童心。
2020年，连续两年考教师编失败后，陈西考进距离家乡60公里外一所乡村小学，成为了一名特岗教师。
近年来，受就业环境影响，考生们开始涌入教师编赛道的竞争中，“上岸”难度越来越大。这一局面困扰了不少考生，尤其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或是想求份稳定的工作，也或是不舍得放弃心中怀揣着的教育梦，不少考生选择报考“特岗教师”，因而乡村学校也出现了更多年轻人的面孔，而他们，也正成为乡村教育的新生力量。
特岗教师是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即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偏远乡村学校任教，以此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特岗教师服务期为3年，期满后，如果还留在当地任教，通过考核便能直接定编。根据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52300名。
有人在三年服务期后决定坚守，有人则出于现实考虑选择离开。面对理想与现实的交织，她们如何抉择？正观新闻记者对话三名特岗老师，来听听她们三年来的心路历程。
终于，离梦想更近一步了
接到录取短信通知的时候，杨怡正坐在另一场考试回来的大巴车上。
整片山路几乎被密林覆盖着盘旋而下，乘客们倒在座椅上，只有浅薄的光穿过密林的罅隙扑泻而下，映着古木的虬枝和苍老的树皮，这样的景致对杨怡来说熟悉得近乎安心，她缩在窗边透气，顺手打开了弹出的一条新消息——杨怡几乎是瞬间清醒，继而抑制不住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妈，我过了！我考上了。”
这是能够让所有人感同身受的喜悦，父亲甚至想要为她在村子里办一场宴席，对于一辈子务农的父母来说，这份工作，称得上是整个家庭的荣耀。
2020年6月，从云南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就读于师范英语专业的杨怡便明确了就业方向：成为一名老师。考教师编是无数个师范生的第一选择，既满足了专业需求，又能获得稳定的工作，还是自己所热爱和擅长的岗位。
但或许是考试人数剧增，又或许是前期备考不足，杨怡因几分之差与“上岸”失之交臂。之后为了能够在备考的同时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她进入一家公立学校代课半年，月薪2000元。
代课的工作轻松、自由、没有压力，可这份微薄的薪资，无法支撑作为独生子女的杨怡所需要承担的家庭重负，她从未放弃之前的选择，并找到了曲线入教师编的方式——特岗。
杨怡报考的那年，所在省份招聘特岗教师的规模为1790人。同年8月底，在通过笔试、面试和体检之后，她报考所在县的教育局和她正式签了聘用协议书。
终于，杨怡在作为师范生投身热爱岗位的路上更近了一步。
课间学生做的彩泥花篮
备考路上也有艰难和彷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特岗教师并不是第一选择，起码对于陈西来说不是。
计算机师范专业的陈西刚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考编大军”队伍。但同时她也报了特岗教师，并且收到录取通知，“听到很多人说特岗会比较辛苦，也了解到分配的学校大多是在偏远地区的乡村。”考虑之后，陈西选择了放弃，她认为自己备考太短，“明年我一定能考上教师编。”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陈西都无法准确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从2019年3月开始，陈西就奔波在“逢考必报”的路上，她在省内的七个城市报名参加了十几场考试，总是临时接到考试通知，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为此习惯只购买出发前往考场的车票，再考虑后面的行程。
最紧张的时候，她有三场考试的时间撞在一起，为此只能优先选择家乡这边更有把握的岗位，而放弃了省会城市的机会。
一次次的失败带来汹涌的痛苦，但陈西还是准备继续。于她而言，这种“前半年备考，后半年为考试工作赚钱，如果失败就进行下一场循环”的经历，已然成为一种习惯。
杨怡任教的学校坐落在半山腰
就像陈西一样，杨怡同样是在寒假后正式向代课学校提出辞职，全职在家备考。尽管相对于教师编来说，特岗的考试并没有那么难，但她的心理压力却很大，“第一年没考上，过年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刻意避开工作和考试的话题。”杨怡说。
理想的另一面
“是这群孩子改变了我”
解囡没想到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改变如此之大。
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她成为大别山腹地的一所山区中学的特岗教师，学校背靠青山，校门口河流蜿蜒而过，景致清丽，空气新鲜。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长大的解囡，很少能够看见山水。学校为教师准备的公租房，装修和居住环境也很好，她抱着美好的期待，来到这里。
解囡拍摄的学校景色
直到在房间里多次发现不知名的虫子、以及经常被拇指大的蚊子叮咬后，解囡才感受到现实的落差，从教条件的艰苦、远离家乡的孤独，让她的心情跌到谷底。“我真的很害怕，晚上都不敢睡觉。”她网购了一顶能够把被褥全部包进去的蚊帐，才能在忐忑中入眠。但是，是这群孩子，将她的责任心唤醒，让解囡坚持了下来。
作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解囡顺理成章地担任英语教师，每周排23节课，除了星期一，她每天早上都有早自习，6点就要起床，晚自习最晚到10点结束。教了一段时间后，解囡发现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基础不好，英语学科更是薄弱，有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写，解囡为此开始找其他老师交流经验，改进讲课方法。
相对于城市来说，这里的孩子更为淳朴，解囡经常遇到学生走路时看见她就停下来，将两只手放在腿的两侧，规规矩矩的鞠躬说老师好。“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遇到这么乖巧的学生，心里真的很感动。”这份感动也在工作中被她转化为耐心和责任心。
这所拥有近700名学生的中学，有着个别天生缺陷的特殊儿童，解囡曾经带过一个有些智力缺陷的学生，男孩在班上不吵不闹，就像透明人，她从来没听见这个男孩说话，上课也不提问他。男孩很是乖巧，布置的作业都会按时提交，虽然写的像“鬼画符”，每次在讲台上看到他认真又严肃听课的小脸，解囡仿佛找到了自己来这里的意义。
坚守背后也有“舍”
对于特岗教师来说，热门城市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更多考生会把家乡或回家方便的城市作为报考的选择。成为特岗教师的近两年来，杨怡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寒暑假，或者有事情的时候才能回家。”
杨怡工作的乡村小学，坐落在云南边陲的大山深处。
每一次回家，她都需要提前一晚收拾东西，第二天6点钟起床，才能赶上乘坐最早一班7点钟的面包车，在漫长的盘山公路中抵达乡镇，再换乘另一辆面包车到达县城。赶着10点钟那趟的县城大巴，到达她家所在的德宏州时往往已经是下午4点钟，再坐上一班面包车，下午5点钟，杨怡终于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
近11个小时的漫长周转，让她在周末回家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
解囡的家乡在合肥市区，距离工作学校近300km，开车需要三个小时，一来一回，一个白天几乎就要过去了。在她之前，一位来自重庆的特岗教师，已经带着五岁的女儿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和远在浙江工作的丈夫，只有每年暑假和新年的时候才能团聚。
工作一段时间后，解囡了解到，镇上的另一所小学，有五六个同样从合肥考来的特岗教师，他们周末总会拼车回去，没车的老师就帮有车的分担一些油费。而解囡认为双休日的时光不应该浪费在车上，因此只有节假日才回家，这个学期，她只赶在五一和端午的假期回了家。
周末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解囡一般会选择待在房间里看书、有时候还会在网络上寻找一些优秀教师的讲课视频进行学习，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经验，更好地教导这里的孩子们。
对于解囡来说，这段即将满三年的乡村教育经历，未尝不是一种磨砺，相对于刚毕业那个迷茫的自己，她现在有了更为清晰的职业规划，也有了更为坚定的理想选择。
需要寻找最优解法
即将“上岸”的特岗教师们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是这场三年为期的选择——留，还是不留？
在特岗教师们的聊天中，总有人陷入迷茫和纠结：怀着投身乡村教育的情怀，却不得不直面现实的辛酸。杨怡非常清楚，很多乡村老师甘于留在三尺讲台，她也想做这样的人，但又面临着远离父母的困扰。
陈西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2020年9月入职的她，三年的服务期只剩下两个月，最近她一直在关注教师选调的考试公告，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特岗教师的一项特殊政策，从农村选调一批优秀教师到县城区学校任教，教师们在三年服务期满后，可以选择异地流转。
对于教师行业来说，陈西无疑是充满热爱的，但她希望能够选择离家更近的、离父母更近的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调研中发现，近70%的特岗教师表示喜欢当老师，这个结果让她感到欣慰。
在她看来，特岗计划实施至今，制度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年轻人选择当特岗教师，更多是出于理性，而不是一时冲动。因此，要让更多教师愿意留在农村任教，情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以及相关制度不断优化。
“建议给偏远地区更多政策支持，比如，提高工资，并且在服务期满后给予一些其他形式的补偿，如职称评定等。”郑新蓉强调，这样的扶持不一定要以扎根为目的，只要有教育学意义上相对的稳定性，能在那里任教3到6年就可以，这样可以鼓励社会上更多人到艰苦岗位上奉献一段青春力量。
她还认为，要高度重视特岗教师在结婚、生孩子后对于工作岗位新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会要求调到城里，但希望能跟爱人在同一个地方，或者回到自己家乡的农村学校，方便照顾父母。”
这样的需求应当给予考虑，“农村教师队伍追求的应该是动态的稳定，在差不多情形的乡村学校，可以用调动的方式。”对于像杨怡、解囡这样大多数的特岗教师来说，正是她们所一直期盼的。（陈西、杨怡、解囡均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正观新闻记者 宋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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